摘要：大众传播的终结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但是，新的传播范式却众说纷纭。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不断深入发展，人类社会信息传播范式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数字传播经历了百年的数字化、半个世纪的网络化、20年左右的社交化和移动化，以及新兴的智能化等五大阶段，初步奠定了以计算、传输、存储、数据和算法等核心要素组成的新型传播基础设施，人类传播范式从过去传统大众传播主导的自上而下、集中控制的大教堂模式走向了数字新媒体主导的自下而上、开放分布式的大集市模式，数字传播已成为人类社会主导性的传播新范式。我们超越技术和应用的功能性层面，深入考察数字传播机制从网络传播到自传播再到正在兴起的智能传播这三次重大变革。尤其重点梳理和总结过去50年的演进逻辑，初步勾勒了新时代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深度融合、多种传播机制叠加与联动的新型数字传播理论的认识框架，为整个传播学的范式转变提供启示。
关键词：传播学、范式转变、数字传播、新媒体、自传播、智能传播
一、导语：传播变则社会变，传播变则传播学变
新冠疫情是人类发展进程中划时代的事件，更是传播与传播学划时代的事件。它标志着人类生存空间开始进入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全面融合，网络空间主导现实空间的新时代。人类社会信息传播范式正式从自上而下、集中控制、封闭式的大教堂模式走向自下而上、分布式自组织、开放式的大集市模式。[1]传播范式的转变将重塑人类新生活方式、社会形态与国际秩序。传播学也将迎来重大变革和突破的机会。
70多年前，传播学建立在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大师们的智慧与思想之上，由集大成的施拉姆开创并奠定了其高度。但70多年来，传播学基本受传统大众媒体主导和牵制，始终在前辈们树立的高峰的半山腰盘旋、求索和寻觅。美国史家伯纳德·贝林认为，史学“有时是艺术，从未是科学，但却总是技艺”（“Neverascience，sometimesanart，alwaysacraft”）。[2]对于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大抵都是如此。传播学也不例外。当然，比起历史学，传播学更是一门实践的学科。如果理论越来越偏离实践，尤其是远离社会需求，那学科的危机就必然趋于严重了。如今，在新的历史时刻，传播学有使命、有机会重回峰顶，引领人类的发展与未来。
传播就是信息交流。传播学是研究传播的科学，也就是研究信息交流的科学。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一部信息传播变革史。技术变革驱动着传播变革，重大的技术变革可以造就新的信息传播机制。信息传播机制的改变，导致传播范式的转变。正在发生的互联网革命就是如此！
互联网在短短50年时间内，从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变成了生活和社会基础设施，缔造了网络传播、自传播和智能传播三大新的信息传播机制；创造了真正以信息传播为基础的网络空间，大大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重构了我们的活动空间和生存方式。三大新的信息传播机制，联手促成了人类社会信息传播从大教堂到大集市的范式转变，推动了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进一步融合。大教堂和大集市模式的联动与博弈，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协同与融合，奠定了数字传播的新格局，构成了当今时代社会变革和发展的主旋律。
传播变则传播学变。传播范式转变，则传播学范式转变。传播变则社会变，传播的社会角色和作用也发生改变，传播学的使命也就变。“网络构建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的操作和结果。”[3]年卡斯特在出版《信息时代三部曲》第一部《网络社会的崛起》的时候，他还是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城市规划领域的重要学者。互联网带来社会变革的核心实质上就是社会信息传播范式的改变。年，卡斯特加入了南加大安纳伯格新闻与传播学院，成为了一名传播学者。今天，传播再也不是简单的手段和工具，更不是简单的新闻与内容事业，传播已经深度嵌入社会，融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形成“技术—传播—社会”（TCS）的三者强互动、强联动、强振动的关系，成为每一个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国家和社会创新与发展的基础设施和重要动能，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方式和核心驱动。
通过解析互联网技术演进历程，厘清社会信息传播机制的变革过程和运行机制，明确人类信息传播新范式的内在逻辑，建立数字传播理论框架，推动传播学范式转变。通过历史视野和全球格局，以数字传播理论，重新梳理互联网、新媒体、网络社会、传播、媒体融合、全球化、社会治理等等一系列关键概念和基础设施的演变，理清它们新的内涵和本质，帮助我们更理解技术、传媒、产业、经济、*治、文化、社会和国际关系等正在发生的巨变，帮助我们更好理解我们身处的时代和我们面向的未来。
基于20多年互联网第一线的实践和研究经验与10多年全球互联网口述历史的史学研究基础，我们充分吸取了欧美和中国过去30年新媒体的研究成果，也深入考察了疫情期间互联网的各种变化，进一步完善了网络新媒体传播的理论体系。期望不但为总结和理解过去近30年互联网和新媒体发展的各种想象提供整体的学术框架，也为解释当下全球疫情的社会影响和全球未来社会走势的研判提供新的理论基础。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全新的时代真正到来了，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也必将应运而生。因为形势与变革的复杂性，我们尽可能化繁就简，尽可能以简单直白的语言表述，并加以示意图，努力勾勒出技术、传播和传播机制的演进路径。本文作为系列论文的导论，是整个数字传播理论体系的基础，一个起点。
二、文献综述和存在的问题
“传播”（Communication）作为一个概念，长期存在于人类的发展历程中，但是，作为一个学科，它的历史则十分短暂。传播学的人文根源可以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修辞学研究中找到，而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则可追溯到20世纪早期，特别是二战期间，大众媒体、公众舆论[4]、宣传（propaganda）[5]和说服研究的兴起。几乎所有与人类有关的学科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研究传播学，因此，传播学学者通常会结合现有的学科进行理论研究工作。社会科学被确认为正统学科，这使得心理学和社会学对理解人类交往行为的贡献更加可信。欧洲学者也开始影响美国的传播理论，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各种学科的欧洲学者将批判文化理论和方法引入到传播学领域中。自马克思以来的批判传统成功地克服了把传播仅仅认为是社会实际物质过程的一种附带现象，它把过去和现在的斗争、权力和社会转变作为传播历史的中心范畴，模式化地塑造成批判的社会实践，并指导现在和未来的“斗争”。一般的观点通常将传播理解为信息传递的次要过程，与此相反，传播学者认为，传播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组织原则”：传播构建社会世界，而不是简单地提供描述世界的手段。
虽然传播学具有来自于学科地位的合法性和连贯性，但它仍然是一个不断演变和变化的学科。一般而言，传播学的学术领域分为两大阵营。一个阵营主要
